“生態環境主管部門應當會同自然資源、住房城鄉建設等主管部門，按照規定對化學品生產企業、尾礦庫、危險廢物處置場、垃圾填埋場、化工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集聚區、礦山開采區等定期開展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評估;對存在地下水污染的，應當責令相關單位采取管控措施，阻止污染擴散，并對造成的地下水污染進行治理和修復。”這是本月起實施的《江蘇省地下水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的第36條。《條例》于2024年11月頒布，此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地下水污染的關注多聚焦于“源頭預防”，《條例》在此基礎上，對地下水污染提出了治理要求，這在全國地下水環境管理領域尚屬首次。

　　專家指出，江蘇省通過專項立法，率先在地下水污染防治領域細化“誰污染誰治理”要求，強調了地下水污染治理主體責任，也為國家從立法層面補齊地下水污染治理制度短板提供了地方樣本。

　　江蘇細化地下水污染防治主體責任

　　江蘇省此次《條例》中，第36條主要對《民法典》《江蘇省生態環境保護條例》中有關生態環境損害修復和賠償責任的規定，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細化，遵循國家的指導思路，將化學品生產企業、尾礦庫、危險廢物處置場、垃圾填埋場、化工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集聚區、礦山開采區等，作為地下水污染防治的重點關注對象。

　　記者了解到，“十四五”期間，生態環境部組織化工園區、危險廢物處置場和垃圾填埋場地下水環境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上述“一區兩場”地下水污染形勢不容樂觀，長期積累的污染存量尚未全面清除，增量仍有發生。

　　業內專家介紹，此前，由于法律法規對在產企業等運營期的責任主體無明確的地下水污染治理要求，企事業單位、化工園區等地下水重點污染源，主動實施地下水污染治理的意愿普遍不高，各地主要通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生態環境執法檢查等外部約束，驅動相關責任方開展地下水污染治理。若缺乏明確的上位法支撐，會導致對各行為主體約束力欠缺，違法成本過低，影響美麗中國建設的地下水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實現。

　　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環境研究所所長王水對記者表示，《條例》中這一條款的設立，一方面可以倒逼源頭污染企業“不敢污”，避免抱有僥幸心理;另一方面可以督促相關責任單位“不能躲、不能拖”，以主動行動為先，防止污染加重和擴散。

　　事實上，對江蘇省而言，這一條款并非空前邁進。

　　王水介紹，2022年出臺的《江蘇省土壤污染防治條例》就曾提出，對發現土壤、地下水污染物已經擴散的土壤污染重點監管單位，生態環境主管部門應當責令相關單位采取污染物隔離、阻斷等環境風險管控措施;2023年，《江蘇省化工園區管理辦法》印發，提出化工園區應當建立土壤和地下水監測預警體系，及時發現超標等隱患，采取管控或修復措施的要求。

　　此次《條例》在已有相關條例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并首次將相關要求延伸到全省地下水專項立法中。

　　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江蘇省生態環境部門對于關閉遺留地塊，一般要求按照地塊管理流程開展污染狀況調查、風險評估、管控修復等工作。對于在產企業，最為重要的仍然是做好源頭防控;對歷史造成的潛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基本遵循“查清底數、守住底線、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國家總體思路，按照邊生產邊管控方式，排查污染源并實施有效控制，在確保安全生產的前提下，可以分區分類分步開展風險管控或修復，確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不加重、不擴散。

　　應推動土壤地下水污染協同治理

　　記者了解到，自2018年地下水污染防治職責轉入生態環境部后，生態環境部從健全法規標準、開展污染調查、推進防控修復、強化水源保護等方面發力，統籌推進、協同增效，遏制污染加劇趨勢，地下水質量總體穩中向好。

　　但隨著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實踐中也逐漸顯現出一定不足之處。

　　比如，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地下水污染防治適用《水污染防治法》，其中第40條規定，化學品生產企業以及工業集聚區、礦山開采區、尾礦庫、危險廢物處置場、垃圾填埋場等的運營、管理單位采取防滲漏措施和開展地下水水質監測，防止地下水污染。但對地下水水質監測發現污染后應該怎么做，由誰承擔相應的調查評估、風險管控和修復責任，缺乏相應規定。

　　上述業內專家告訴記者，事實上，從污染的過程和治理特點看，地下水重點污染源(地塊尺度)造成的地下水污染與建設用地土壤污染的治理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地下水是賦存于地表以下的水，與土壤直接連通甚至混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應協同治理。

　　國外環境管理均統籌考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治理，發現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度超標存在風險，均會啟動調查、風險評估、管控、修復等系列工作，采用一致的管理流程。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法》也考慮了地下水污染防治，但由于其主要適用于防治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往往需“依附”于土壤污染得到治理——在通過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發現土壤、地下水污染同時超標情況時，可以依法推動發現的地下水污染問題解決;但因土壤和地下水相關標準定位不同，以及部分污染物更易賦存于地下水中，實踐過程中，可能存在土壤中特征污染物不超標，地下水中特征污染物卻超標的情況。按照現行法律，僅地下水存在污染的情況，無法督促相關責任方開展風險管控修復活動。

　　地下水污染風險管控修復需加強部門協同和科技支撐

　　根據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到2035年，地下水國控點位I類—IV類水比例需達80%以上。

　　當前，國家層面正有序推進在產企業和化工園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控修復試點工作，土壤和地下水的管控修復流程一致，包括開展污染狀況調查、污染風險評估、管控修復、效果評估和后期管理等。

　　總體而言，我國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仍處于起步階段。清華蘇州環境創新研究院土壤與地下水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韓建均對記者表示，近年來，我國地下水方面的管理條例和規范逐步系統化，但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未來，在國家層面，積極推動將地下水污染風險管控修復制度納入生態環境法典是重要的一步，此外是及時出臺配套政策，生態環境部等7部門去年聯合印發的《土壤污染源頭防控行動計劃》中，就曾提出要研究制定地下水污染防治監督管理辦法。

　　在韓建均看來，要推動相關舉措更好地落實，應打通數據共享機制并科學優化監測點位和頻次，整合生態環境、水利、自然資源等部門，建立全國統一的地下水監測網絡和體系;根據流域或地下水文單元劃定分區分類管控體系，加強上下游聯合防控機制;提升科技支撐能力，運用空、天、地等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技術，提高地下水管理科技水平。

　　“在明確地下水污染防治責任方面，首先要明確各級管理部門的責任，在這基礎上，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控管理要求和責任，特別是要求企業對存在地下水污染風險的各產排污環節、存在有毒有害物質地下儲罐等風險源的區域等做好防滲防漏措施。同時，鼓勵企業積極推進數字化管理綠色改造，提升安全環保管理水平。此外，可引導生產企業匹配綠色環境保險，運用金融手段保障環境責任和污染事件快速響應，保障地下水質量和可持續利用。”韓建均說。